写在离开医院一年以后 | 29岁那年，我从三甲医院离职！当时，我的信仰崩塌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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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这一天，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夜班抢救之后，我崩溃了。
来源：“荒川居”微信公众号
作者：江川
“江医生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”
“你指什么？”
“放弃十几年的医学专业，放弃六年三甲医院的工作经验，放弃你的急诊和ICU，放弃体面的医生职业，跳到完全陌生的汽车行业。”
“这算是面试的一部分吗？”
“作为HR，我要考虑你的稳定性，请理解。”
“不后悔。”
说实话，说出这三个字时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。即便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，我也仍然不能确定，当时我是在回答Imy，还是回答我自己。
而Imy彼时已经做了六年的HR，识人经验丰富，大概是探到了我的防备与忐忑，也不再继续追问，只是说了两句套话便结束了电话面试。
临挂断前她迟疑了一下，“如果你真的下定了决心放弃医生职业，再给我打电话。”
我并没有回应。
实际上我是不敢回应。那时的我刚值完急诊夜班，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校园里，恰好在仲景像前接到了面试电话，祖师爷就这样安静的盯着我，明明只是一尊雕像，却盯的我心里发毛。
雨后初霁，清晨的校道上鲜红的木棉花落了一地，美的不可方物，但我却无心欣赏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又搞砸了。”
那是2018年的初春，距离我正式从医院辞职，还有不到两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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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并不是一个肯轻易承认失败的人，无论是在大学，还是毕业后留院的这几年，我都还是个满腔热血、一往无前的愣头青。直到进入急诊的这两年，我的挫败感开始越来越明显，然后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起诉。
接到医务处电话时我还在外地出差，闷在酒店房间里背讲稿，准备第二天的全国教学比赛。正背的晨暮不分时，接到了一个座机来电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是医患办的G师兄。
“川，你还记得三年前，死在你手上那个18岁男孩吗？”
我心里一惊。
我的从业时间其实不算太长，但由于专业特殊性，接触的急危重症比普通医生要多很多。经手救活的病人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了，但是死在我手里的，我却每一个都记得。这个18岁男孩就是其中一个。
那是2014年的平安夜，急诊室来了一个18岁的男孩，发热一个多月伴呼吸困难，送来时已经瘦骨嶙峋、不能平卧了。急诊医生疑诊感染性心内膜炎伴重度心衰，连押金都没收，就立刻收进了心内科住院。但是因为前期在家耽误的太久，小男孩的心衰已经无法逆转，危在旦夕，需要马上插管上呼吸机，随时需要ECMO。
当时心内的病房还没有这些支持条件，值班医生只能请求ICU支援。而那晚ICU的当班医生是我。
我其实很为难。
接到值班师弟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了那个病人的病历。先不说高到飞起的感染指标，心脏彩超显示男孩的心脏普大普弱，心室壁已经薄如蝉翼，左室EF值只有十几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心脏已经基本报废了。这种病情，别说转运到ICU，过床的时候都可能心脏停跳，基本撑不过今夜。
“家属什么态度？”去心内科的路上我打电话问值班师弟。
“家属很积极，所有知情同意书都签了，说无论如何都要救他。”
“那为什么还在家耽误了一个多月？”
“病人爸爸是个赤脚医生，之前一个月一直在给他吃自己配的草药，现在是扛不住了才来的。”
我听完很揪心，这种年轻病人的重症，十有八九是像这样拖出来的。
等看到病人本人，我就更揪心了。
男孩已经陷入昏迷，面色苍白，口唇紫绀，瘦的只剩骨架。胸廓肌肉已经瘦削的不能驱动呼吸，仅靠着气管插管接呼吸机维持呼吸。外周静脉几乎全部塌陷，一排一排的血管活性药接在他仅存的血管上。支持强度已经很高，但生命体征仍然极不稳定。男孩爸爸看到我们来，仿佛看见了救星，拉着我胳膊的手一直颤抖，嘴里念着救救我儿子。
从小我就眼窝浅，见不得这种生离死别。支开病人家属以后，我问上级医生，“师兄，拉上去吧？”
“他的病情应该进ICU了，但是实在是太重了，生存机会太小，转运风险很大，他可能过不了今晚。这些你都知道的吧？”
“我知道，”我又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年轻人，“但我想救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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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实生活终究不是影视剧，ICU的故事里罕有皆大欢喜的结局。转移到ICU不到10分钟，病人出现了室颤，心肺复苏了整整做了2个小时，生命体征始终无法恢复，小男孩还是死了。一个月以后，尸检报告显示，患者心脏瓣膜大量赘生物，符合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。
“川，当时你为什么要按压两小时？按规定抢救30分钟无效就可以宣布死亡了。”G师兄打断了我的回忆。
“主要原因是在抢救期间他爸爸失踪了，没有家属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宣布死亡不太妥，所以一直抢救到他爸爸回来。”
我记得很清楚，室颤发生时我立刻让师弟通知了患者家属，师弟回复患者爸爸听完以后转身就走了。ICU抢救期间，家属有下意识逃避行为并不罕见，当时我一心只想着抢救，并没有太在意他爸爸的异常行为。
“主要原因？那还有次要原因吗？”
“还有我不甘心的成分，”我有点懵，“不太明白，这一部分有什么好质疑的吗？”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听得出G师兄也很无奈，“这是他们最近一次提出的质疑内容，原话是怀疑你知道自己存在医疗过失，因为内疚而抢救这么久。”
“我去他大爷的！”我从床上跳起来，“证据呢？？？”
“医嘱单上显示，2014年12月24日22:02你撤销了第一次'死亡'的医嘱，22:03补开了一组抢救药物，22:04又重新开出了'死亡'的医嘱。”
我当时就崩溃了，有种农夫遇到蛇的悲愤。
“抢救期间时间紧急，医嘱都是口头下的，电子医嘱是在抢救结束以后补录。当时少收了一组多巴胺，我就撤销死亡医嘱补了一组。这是符合医疗文书规定的啊！师兄你做医务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“我知道我知道，但是我也要按流程询问你啊，毕竟这次起诉书里有你的名字。你复习一下当年的病历吧，准备一下材料，下周上听证。”
我不记得那晚我是怎么睡着的了，比赛的事情已经全部抛诸脑后，零碎的梦境一个接一个，在最后一个梦境里，我梦见了Edward。
Edward是我的师兄，英俊潇洒，待人友善，上学时我们就是好朋友。他大学期间成绩优异，本科毕业后就留院工作，被各大主任视为那一届最优秀的年轻医生。可以说，我的每一步，都是照着他的路子走的。
直到他辞职。
医疗行业跟其他行业一个显著差别就在于流动性差。尤其是我们所在的这种一线城市三甲医院，门槛高，入门难，一个年轻医生要经过数年的磨练，才能在自身领域里稍稍立足，所以即使再苦再累，我们也会咬牙坚持，美其名曰“信仰”。
但被我视为楷模的Edward医生就这么悄悄辞职了，他说他太累了，身心俱疲，觉得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世界，都不是那么值得。他找了一份校医的工作，说想平淡的生活。我说师兄你应该是太累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你回来喝酒。
后来我没等到这杯酒，而是等来了Edward的死讯。
在失踪一周以后，师兄的遗体在宿舍附近的河滩上被找到。
师兄离去的原因已经不可考，但我知道他那时一定很痛苦。即使是在我的梦里，他也没有一丝微笑。
在那个夜里，我似乎体会到了他当年言语之间的无奈。
第二天的比赛自然是一塌糊涂，打出了我的人生新低。督战的领导脸色颇为难看，在整个返程途中，我没有再和大家说过一句话。
趁着下一个夜班之前的下午休息间隙，我去参加了听证会。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我会很屈辱的接受质问，但患者家属并没有出席，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只是询问了我几个有关医嘱的问题，便结束了我的听证。
后来G师兄告诉我，小男孩的父亲已经连续申诉了三年，医调委早有定论，此案不存在医疗过失。但他不认可尸检结果，不认可调解结果，并且说自己从来没听过“感染性心内膜炎”这个疾病，认为所有机构都是联合起来诓骗他。听村里人说他本来就脾气古怪，现在更是已经陷入了疯狂的偏执。因为根据相关规定，相同的上诉理由被驳回后便不可再使用，所以他只能找其他由头来告，不好彩这次的由头落在了我头上而已。
“所以其实没我什么事对吗？”回来的路上我问G师兄。
“没事，还没你之前那单黄连素的案子大。”
G师兄说的黄连素案是我的另一单急诊投诉。一个腹痛腹泻患者投诉，因为我没问及他的蚕豆病病史，给他开了黄连素，导致他溶血性黄疸住院。
那正是急诊最忙的时候，一个夜班我看了一百五十多个病人，平均3分钟就要看一个，还没算出救护车的时间。当时只记得这个病人说没什么钱，让我开便宜点的药，但确实不记得是否问到了G6PD缺乏症病史。
从逻辑上讲，我肯定是要跪了。还好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是病毒性肝炎，没有溶血证据。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“师兄你别膈应我了，我真的觉得好累。”我有点尴尬。
“你有我累吗？我这边还有一个20岁的案子没结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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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了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”说着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个截图。
“XX工程研究院，招聘员工健康管理职员，要求有执业医师证，年薪若干万，联系方式云云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研究院的名字。虽然挂着它LOGO的车已经风靡羊城大街小巷，但我确实不知道在这个集团架构里，还有一个科研型机构。
“我已经问过了，这个职位不是厂医，是行政管理岗，世界五百强，国企，高大上。”
临下车时他又补了一句，“川，别说哥不照顾你，现在的医疗环境状况如何，你看在眼里。我是走不了了，但是你还有机会重来。”
G师兄的这句话就像一个种子掉进了我心里，虽然不知道它会长出什么果实，但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我都会感受到在心底里有这么一颗种子在萌动，在这些夜晚里，我同样也会想起Edward跟我说过的那些话。
在投了简历后的一个月里，急诊还是一如既往的忙，我甚至在无意间完成了一套班出救护车十五次的壮举，搭班兄弟苦不堪言，连救护车司机都说要拉黑我。但我竟然还挺平静，此前的压抑已经转换成了麻木，取而代之的是心底那一点点小期待。
在又一次通宵的夜班后，我接到了面试通知。
可能是因为前往的路途太过曲折，面试的过程出奇的顺利。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面试过程中，主要是我在提问。部长对我只有一个问题：“你决定好放弃医生职业了吗？”
“我考虑一下。”我并没有回应。
“好的，后面还会有人给你电话，请留意一下。”
部长所说的电话，便是后来Imy跟我的电话面试。
我对我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，相信研究院也是，所以人力资源部和我部长关心的问题只剩下我自己的决定了。
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，因为一旦做出，我就必须要承认，我从医的信仰崩塌了。
挂完Imy的电话，我回家闷头睡了整整一个白天，似乎做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梦，但已经完全记不清内容。
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些事情，因为有人休假的缘故，短暂喘息后我还要接着去医院上夜班。
就在临出门之前，急诊搭档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务必从医院后门进去，而且不要带工牌。
“医院大门被闹事者围死了。”
我赶紧踩了辆摩拜从学校里抄过去，透过医院大堂的玻璃门，可以看到正门黑压压一片人，空气中还弥漫着烧纸的气息。我反应过来应该是G师兄说的20岁病人死亡的案子。
原来是前段时间，一个20岁青年因为骨痛入骨科住院部，还没明确诊断就死亡了，尸检结果显示是一种原发的恶性肿瘤。其实这个案子比我那个案子还简单，走法律程序都不带怕的。
但显然家属不是善主，纠集了成百人前来讨说法，又是烧钱，又是砸玻璃，后来听说还差点打伤了我们同事。我隔着两堵墙都听得到带头大哥慷慨激昂的控诉，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带头大哥根本不是病人家属，而是专业闹子。
我心想，这件事跟急诊又没有关系，跟我更没半毛钱关系，而且当差兄弟们看起来已经控制了局面。急诊还有这么多病人等着我处理，便自顾自接了班开始工作了。后来的事情证明，我还是太年轻了。
半小时后，带头闹事那个大哥，因为急火攻心，跌倒了。当差兄弟很果断地把他送到了我手中。
于是整个事情的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原来只是带头大哥领着一干人等与院方、当差兄弟对峙，一来二去，互有胜负。
现在带头大哥倒了，数以倍记的当差兄弟盯着这哑火的一百多个闹子，闹子们盯着被送来急诊的带头大哥。
而带头大哥正盯着我。
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氛。
当时我心里真的是一万头羊驼奔腾而过。面前的这个凶神恶煞的恶人，带人砸了我的单位，辱骂殴打了我的同事，现在却要我来救你？
我和他对视了良久，互相防备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在确认了他的生命体征正常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以后。我打电话问上级医生，
“救不救？怎么救？”
“救，不要用侵入性诊疗，其他情况你自己把握。”
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此生从未体会过的情绪，那是一种严重的人格分裂，医德和人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，我变成了那鸿沟中心随波逐流的沧海一粟。
“吸氧，心监，卧床休息，继续观察。”我下完了医嘱，就离开了抢救室。后来护士执行完告诉我，他自然也是没有去交抢救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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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夜班出奇的忙，连续出车抢救没有停歇，后半夜回来时发现带头大哥已经走了，听说是领导又出面做了工作，先把眼下的情况给控制住了。我也就没再追究。
羊城初春这几天寒冷异常，半夜值班冷到要穿上羽绒马甲。但我很喜欢这种天气，后半夜的班相对没那么难熬，醉酒闹事的少，睡不着来急诊开安眠药的也少，运气好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在座位上睡一会。但在这种寒冷天气下，如果真的有呼救，多半都很严重。
凌晨四点，接到120的出车指示，在某城中村出租屋有人意识丧失。我穿上马甲，跟搭档华哥上了救护车。心想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。
目标所在城中村环境极其复杂，白天进村都会迷路，更何况凌晨黑灯瞎火的走。等我们摸黑穿进了狭窄的握手楼，已经完全分不清方位了。来接车的是患者的儿子，说他凌晨回到家，发现他五十多岁的爸爸在厕所里一动不动，没有反应。但是患者太胖了，没办法搬出来，就赶紧打了120。还说患者既往有冠心病，放过支架，最近经常胸痛，刚去医院看过，最近还在吃药。
肥胖、冠心病支架术后、近期反复胸痛、寒冷、如厕后晕倒，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，别说我一个急诊医生，就是给一个还没毕业的医学生，也应该判断的出来多半是心肌梗死了。
“带上除颤仪，现场看看情况，还有生命体征就现场救，没了就按程序走。”我嘱咐华哥。
等到了现场，我才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一百倍。
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患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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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出租屋也就十来平米，厕所在靠窗的不规则角落里，面积更是狭小，厕所门向内开，正常人在这个厕所里转个身都有困难。而眼前这个据说有200斤的患者，已经是整个人躺在厕所地上，把门卡的死死的，三个大男人用力顶开门，也只能从门缝里看到患者的一只脚。
“通知120中心，叫消防的兄弟来破拆！”我跟华哥说，而华哥此时连手机信号都搜索不到，只能到楼梯间去打电话。
“那只脚能打静脉通道吗？”我指着门缝问另一个随车护士，小姑娘摇摇头，太远了。
“你们不要着急，我们在想办法。”我试着安慰患者的儿子和妻子，但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没有信心。“你说他最近看过病，给我看看病历。”
“好，我给你找，”患者儿子在狭小的书桌里刨着，“半个月以前我才带他去那个学院附院看过急诊，医生给他抽了血，拉了心电图，说暂时没有梗，让我们不放心的话就住院观察，可能要复查造影。”
“那你们为什么不住院呢？”
“我爸说吃了药以后感觉好多了，不想浪费那个钱，就从急诊走了。”患者儿子几乎是带着哭腔，把病历递给我。
“怎么可以这样呢？？？”消防队还没有来，我有点生气了，“冠心病很危险的，那个急诊医生怎么没把你们留下呢？”我打开病历，想看看当时的心电图，顺便看看是哪个同事接的诊，埋了这么大个炸弹。然后发现病历上的签名很熟悉。
是我自己。
借着室内的灯光，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患者的儿子，这时我才想起来，我确实在急诊见过他们父子，给他爸爸看过病。
患者的心电图是我亲手做的，显示心肌缺血改变；心酶心梗检查单是我亲手开的，当时结果没有异常，暂时不符合新发心肌梗死诊断；我觉得不妥，建议他们住院复查冠脉造影，患者说考虑一下再回复我。接着我就被其他病历淹没了。
脑子一片空白。
后来消防队是怎么冲进来破拆，怎么把患者从厕所里拖出来，怎么宣布的死亡，怎么带患者家属回医院开的死亡证，我都已经记不清了。
我一直站在客厅里，看着患者因为死亡后长时间卡在墙体之间而变形的遗体，看着他们母子俩一边哭一边试图把患者的手脚掰直，看着他儿子哭嚎着医生无良为什么爸爸看了病吃了药还是会死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即使在后来已经不当医生的日子里，我也曾反复想起这个患者。我反复地想，如果当时我强硬一点，坚持一点，把他留在医院，是不是就可以留住这一条生命。
我感觉我的信仰崩塌了。
在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拿2000多块，交完房租还要问家里要生活费的时候，我没有崩溃；
在我的其他同学已经买车买房指点人生，而我还在规范化培训的时候，我没有崩溃；
在我老婆临盆，我因为值夜班不能离岗，只能让她自己走来医院，最后在我的值班房破水的时候，我没有崩溃；
在我的妈妈在老家因为重症肺炎被下病重通知书，而我因为急诊人手不够调不开班而不能赶回去的时候，我没有崩溃。
这一天，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夜班抢救之后，我崩溃了。
我怀疑我的职业，我怀疑我的行业，我怀疑这个世界，这个我曾经那么想拯救的世界。
回来以后我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，一遍一遍地梦见Edward师兄，梦见他站在水边，对着我愁眉不展。
后来是华哥叫醒的我，给我端了一碗粥。
我跟他说我好累，我不想再救人了，我想这个世界毁灭。
华哥抱了一下我，跟我说，“你可能不适合再呆在这里了。”
下班时，我走出急诊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Imy的电话，“Imy，我决定好了，请给我发offer吧。”
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，我没有和任何人道别，悄悄办了离职手续。在我29岁生日那天，交回了工卡。
新的单位一切都很好，我负责医务室体检之类的员工健康相关的事务。稍繁杂，但没什么压力。日子平淡如水，最危险的事情可能就是papercut，跟急诊相比，简直就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。而且可能是因为带着医生光环，同事们都很尊重我，也尊重我的专业意见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
连续在急诊值班中度过三个生日之后，我的三十岁生日终于可以在家轻轻松松的度过，和我最爱的人分享蛋糕，而不用时刻担心随时会被抢救叫走。
直到现在，我偶尔还会梦见救护车呼啸而过，也会幻听到呼吸机报警的声音，但是我再也没梦到过Edward。
当我以为日子就可以这样波澜不惊的过下去时，我再次见到了Imy。她来找我签离职表。
Imy决定离开这个她服务了七年、收入稳定、工作舒适的五百强国企，去到一个996的初创互联网企业打拼。
我有很多话想问她，但却又不知道从何问起。临走时我叫住了她。
“Imy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”
“你指什么？”
说完她便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Imy。
责编 小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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